新加坡到上海 上海到新加坡 一个家庭的三次融入

03 Sep 20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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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澳洲到新加坡,从新加坡到上海,从上海回新加坡,陈廷兴一家人必须不断地融入与坚持。陈廷兴(左起)、陈琦、陈杰、朱文。(大女儿陈欢人在上海。)(李白娟摄)

 

 

      原籍上海的朱文在澳大利亚念大学时,认识了新加坡人陈廷兴。结婚后,她跟随丈夫来到新加坡,开始了新移民融入的过程。她想不到的是,10年前因为丈夫被派驻上海,自己的三个孩子也得面对相同的经历。现在他们一家回返新加坡,孩子们又再次经历另一次的融入。

 

  朱文(49岁)1989年嫁到新加坡时,大概没有想到自己所经历的“新移民”融入社会的过程,自己的三个孩子不但也将拥有相同的经历,还得面对两次:一次是10年前,新加坡丈夫陈廷兴被公司派驻上海,他们举家回到她上海“娘家”;第二次在10年后的今天,他们全家又迁回了新加坡。

 

23年前的新加坡:被误解的上海

 

  原籍上海的朱文在澳大利亚念大学时,认识了新加坡人陈廷兴。他们在澳洲结婚,之后朱文随着丈夫回新。她回忆说:“当时新加坡很多地方还在建设。国民友善、朴实、有礼貌。但由于建国时间较短,国民文化素质参差不齐。当时感觉并不存在对中国移民的不友善,更多是一种不了解。”

 

  朱文说街上的人与她聊天的时候,会夸新加坡很富裕、很好,比上海好很多;而新加坡亲友有时候也会无意间伤害她的自尊心。“上海一直是中国最繁华的大城市,我的父母也是受过高深教育的教授、老师,但是新加坡亲友会问我上海家里有没有电冰箱、电视机,看到我听西方古典乐,还说怎么我也会听这样的音乐。”

 

这些对话,让离乡背井的朱文感觉到自己和家乡在种种不解中受到委屈,觉得新加坡人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及发展缺乏了基本认识。但是朱文很清楚,既然嫁到新加坡来成了新加坡人,就必须调整心态融入这里的生活。她找到了人事经理的工作。几年后,又为了照顾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,放弃工作在家相夫教子。2002年,丈夫任职的船务公司决定派他到上海,于是他们带着只有2岁、5岁、10岁的孩子,举家迁回朱文老家——上海。

 

10年前的上海:需要融入的新加坡孩子

 

  原本以为是两三年的外派生涯,一年一年过去了,结果待了10年。原本以为让孩子进入上海更严格、要求更高的教育体制内磨练几年,结果却用了10年时间拥抱上海的教育与文化。

 

  回忆当初离开新加坡到上海生活,目前一个人在上海复旦大学念国际金融的陈家大女儿陈欢(20岁),以及刚在一个月前回到新加坡的二女儿陈琦(15岁),都表示不容易。陈欢通过电话,用夹杂着英语,仍带有新加坡口音的流利华语告诉记者:

 

  “我在新加坡念完小四过去上海。在新加坡,我的华文是班上顶呱呱的,但在上海塘桥第一小学的第一个华文测验,满分100,我只得了7分!”

 

孩子们不仅在课业上需要适应上海的标准,在学校生活方面也要重新调适。陈琦说:“最明显是态度和表达方式的不同。上海老师上课时很严肃,实行‘铁的纪律’,新加坡老师则很和善。我回来新加坡,几次在巴士站听新加坡孩子的交谈,觉得不同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孩子很不一样,上海孩子态度刚硬,新加坡孩子语调和善,没有压迫感。”

 

  和陈琦交谈,也的确发现她就像自己形容的那样,“态度强,气场大”。这个在中学考试成绩优秀,已经获得数一数二的上海复旦附中录取的女孩,目前回到新加坡等待参加10月份由教育部每年为回国新加坡学生举办的统一入学考试。

 

  陈琦在上海取得优秀学业成绩,小四开始还当上班长。年幼的新加坡孩子,在上海也要懂得融入。陈琦和陈欢都说,最早她们都受到排斥。陈琦说:“开始时同学对我感到好奇,但时间久了语言成了障碍。新加坡孩子华文语句少,辞不达意,和上海同学没办法太好相处。他们会说,‘她是新加坡人,我们是上海人,不能选她做班长’。”

 

  可是,陈琦很幸运地得到上海老师们的帮忙和家庭的鼓励。凭着一股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,她特别在华文下功夫,还找了书法老师学习书法,全方位拥抱中华文化。三年级时,上海同学生病在家,她主动上门为同学补课;班上需要做布告栏,她也主动留下来。陈琦说:“我要用行动证明,我要融入!”

 

升上四年级后,同学不再把陈琦当作是新加坡人。不仅各类班级、校际比赛由她代表,选班长、学生会主席的时候,上海同学也主动提名她;陈琦更成了上海市的小记者,“国籍不再是障碍了!”

 

今天的新加坡:需要重新融入的两地孩子

 

  花了几年时间融入上海的生活,每年都回新加坡过暑假的陈廷兴一家人,发现了新加坡人对中国新移民的态度有所转变。朱文说,虽然孩子是新加坡人,父母也一再强调一家人总有一天会回到新加坡,但是已经在上海环境中成长10年的孩子,难免会被看作是“新移民”,因此当他们在一次回返新加坡的飞行途中,看到报章上一些国人对新移民的看法,不禁感到忧虑。“有些国人看法偏激。我看了报纸就和女儿沟通,或许又要面对重新融入的处境。如果受到排挤,也只有像当年去到上海一样,要比本地人做得更好,才能够受到尊敬。”

 

  陈琦说这次回来,到过一家补习中心做测试,却在还没测试之前,受到中心老师对中国教育水平的奚落。她感到愤愤不平,觉得自己付诸了努力和心血,在其中成长并获益良多的制度受到误解和轻视。“为什么看到来自中国的孩子就泼冷水?更何况我也是国民,为什么遭受这样的待遇?”

 

  10年前的感受,今天再次体验,但是今天,陈琦的心情比当初更忐忑。须要等待本地的统一考试,放弃上海附中学位的选择让她坐立不安;中国教育体制下过来的中学生都必须降级一年,以适应本地的英文水平,陈琦对此深感无奈。“我是跟着上海学校一起努力成长的,掉头回来万一没有上海发展的好怎么办?上复旦附中我就是高中生了,但回来却得重新念中三。”陈琦说她看过本地中三中四的课本,除了英文以外,并没有比上海教的深。

 

陈琦的父亲陈廷兴(51岁)说,他们一家人是典型的外派家庭,曾经一度他被派往日本韩国的时候,把妻小留在新加坡。两地分隔的经历让他感受到一家人在一起的重要性,因此只要能够做到,他要把孩子带在身边。“在迁居的过程中,孩子还没有自主,感觉受伤害比较大。但是最重要的是家庭在一起共进退。”

 

  他说父母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和孩子沟通,帮助他们适应这里的生活。但最后他还是希望,本地政府可以重新考虑中国的教育制度,这个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,是否有必要为了学习英文,让他们降级去念他们早已熟悉的科目。

 

全球化、多元流动的家园

 

  陈廷兴一家人是我国社会的缩影,反映了新加坡在全球化风潮下所受到的多重影响。这些影响包括了异国婚姻、外派新加坡人员数目的增加,以及我国对新移民的包容度等。目前约有19万新加坡人旅居海外,几乎是10年前的一倍;而近年新加坡人结婚的对象当中,一年约有8000宗婚姻,也就是三分之一的新加坡人的伴侣是非公民,和10年前的约5000宗比较,人数有大幅增加的趋势。

 

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游俊豪认为,全球化的影响就是大规模的人类、资本和概念的全球流通,对很多固有的概念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,而这也包括了家园的概念。

 

  他说:“家的定义变得不稳定。以前家园是需要留守,需要保卫的。但现在,家可以是多元、流动的,而且不只有一个。可能新加坡是第一个家乡,中国是第二个。可能产生的感觉就是处处无家处处家。处处无家是因为有疏离感,离开亲人的感觉;还有寂寞感,被当地人孤立的感觉。但是如果可以调适得很好,而且手上的资源够多的话 ,就可以转化成为处处家的感觉。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,有的人左右逢源,有的会四处碰壁。”

 

  国大人文地理系助理教授何琳贻(Elaine Ho)则认为,一个地方是否成“家”,除了个人的努力,还有待当地社会的包容。“认同也是需要时间培养的。如果新移民或者回归国人发现自己不被接受,那么就很难建立认同感。所以社会须要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。”

 

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研究员赵淑君(Valerie Teo)说:“有时候对这些曾经长时间在异地生活的人而言,家园的概念更像是‘父亲的国度’和‘母亲的国度’,都是你的父母亲人,你属于两个地方,你对他们的情感可能不同,但是你都深爱着他们。”

 

回归孩子的认同

 

  受访学者表示,对新加坡的归属感,还要看离开的时间长短,以及与家乡保持联系的频密度。赵淑君认为:“旅居海外的新加坡人有特殊的经历。一方面他们须要做出改变以适应当地环境,融入当地生活;另一方面,他们在国外的时候得以向外国人讲述新加坡的种种,在一再演示中,不断肯定自己作为新加坡人的身份。”

 

  但年纪小的孩子,在新加坡身份认同和意识还没有很巩固的时候离开,就会对侨居地的文化产生更大的认同感。游俊豪说:“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,最容易受到居留环境的影响。回来面对新加坡社会运作的模式和体制的时候,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来者,当地人也会把他当作是外来的。”

 

以陈廷兴一家的例子来说,由于目前一些新加坡人对中国新移民表达了某种情绪上的不满,因此这个花了10年时间融入上海社会的家庭感受会特别强烈。但是,何琳贻说也有从西方社会回来以后无法被接受的例子。

 

  “有一个案例,就是旅居英国10年的新加坡女子,回来后还是改不了英国口音,她也不愿意改,觉得那是自己身份和成长的一部分,因此新加坡同事都觉得她很骄傲,自以为与众不同,结果她受不了又回英国去了。”

 

  何琳贻认为,新加坡人虽然普遍表示接受海外归来的新加坡人,但在日常生活中,不少人还是表现出心胸狭窄的情绪。不过她相信,这种情绪会逐渐改善,因为越来越多国人长期派驻海外,新加坡人与外来者的接触也与日俱增。

 

拥抱多元性、法治的新加坡人

 

  游俊豪也建议,新加坡人要了解新加坡不是个孤岛,有一些排外情绪可以理解,但最重要的还是了解什么样的人和事对新加坡的发展最合适?外来者究竟对我国的核心价值观起着什么样的影响?

 

  赵淑君相信,新加坡人的其中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务实,对事物的接受和处理也相对灵活,愿意做出改变。她说:“我觉得新加坡人不是不欢迎外地人,而是对人口密集度感到烦躁。这不是国籍、种族的问题,而是拥挤度的问题。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审视人口和经济挂钩的政策,因为世界上许多人口大国其实都是穷国。”

 

  关于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,何琳贻认为,这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:“新加坡人其中一个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对多元文化的尊重。过去我们对多元文化的理解是华人、印度人、马来人,但是面对今天更多元的社会,多元文化的多元其实面向更广,也更有层次、更深。另外是对法治的尊重,愿意做奉公守法的公民。如果居住在新加坡的人,愿意拥抱这两种概念,同时主动融入,那么成为实质上的新加坡人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。”

 

来源:《联合早报》

周雁冰 (2012-08-27)

编辑:薛之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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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 Sep 2012)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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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陆家嘴(新华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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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琦(右三)曾经当过上海市小记者。(受访者提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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